如何补齐我国ESG信息披露的短板？

刘轶芳，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财经大学可持续准则研究中心主任，宏观经济学系主任，绿色经济与区域转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系访问学者。

(资料图片)

北京时间2023年6月26日，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发布了其首批准则，包括《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披露一般要求》和《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2号——气候相关披露》。这将对我国带来哪些影响？我国ESG（环境、社会和治理）信息披露有何进展？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ESG信息披露工作？就这些话题，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央财经大学可持续准则研究中心主任刘轶芳。

从企业的角度来讲，ESG信息披露是第一步，基于ESG披露的深入管理，将会给企业的风险管理如气候风险管理等，提供更好的工作基础；同时，会大大提升企业价值。

对于我国来讲，ESG信息披露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意义体现为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目标下的产业转型。

中国环境报：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近日发布的首批准则，将对我国带来哪些影响？

刘轶芳：自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成立以来，我国财政部会同相关部门积极支持并全面参与国际可持续披露准则的制定，为《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披露一般要求》和《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2号——气候相关披露》的出台贡献了中国智慧。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需要尽快参照ISSB、欧盟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ESRS），以及美国证监会气候披露新规、全球报告倡议组织标准、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框架，结合我国实际，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可持续披露准则。

值得注意的是，从ISSB标准的表述看，ISSB希望企业通过财务报告进行披露，但短期内只需提供交叉索引以确保投资者能获取信息即可。因此，标准的发布有助于企业更有动力独立发布ESG报告这一更为显性的披露成果。

中国环境报：近段时间，多地企业高薪公开招聘ESG高级管理人员，为何企业越来越重视ESG信息的披露？

刘轶芳：这受到国家政策导向和相关主管部门具体要求的影响。比如，国资委要求所有438家央企上市公司必须在今年内完成强制性的ESG信息披露工作。由于ESG人才需求远高于供给，高薪聘请ESG人才就成为人力资本市场的必然选择。

从另一个维度看，高薪不仅仅反映了ESG人才的供需矛盾，更重要的是反映出ESG信息披露对企业和社会的价值。从企业的角度来讲，ESG信息披露是第一步，基于ESG披露的深入管理，将会给企业的风险管理如气候风险管理等，提供更好的工作基础；同时，会大大提升企业价值。比如，在国际市场上，ESG评级很高的企业融资成本明显低于ESG表现较差的企业。ESG披露工作能够为企业节约成本、创造新的价值，这也是ESG岗位人才值得高薪的理由。当前这个阶段，ESG人才获得高薪可能更多受市场供求影响，但是慢慢会过渡到岗位价值上来。

中国环境报：推动ESG信息披露有何重要意义，为何我国要为ESG信息披露提速？

刘轶芳：一方面，从微观角度看，ESG信息披露有助于投资者决策。投资者需要在投资过程中更全面、更系统、更准确地分析企业可能面临的所有风险，当财务信息已经不能全面衡量企业风险时，就开始寻找有价值的非财务信息，比如气候风险信息，这也就是ESG指标的前身。另一方面，ESG信息披露也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当前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消费产品生产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明显提高。为了迎合消费者，企业也需要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型。

西方国家更多从微观层面考量ESG信息披露的价值。而对于我国来讲，ESG信息披露不仅有微观层面的意义，更有宏观维度的考量。我国ESG信息披露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意义体现为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目标下的产业转型。

ESG信息披露仍有非常大的提高空间。目前信息披露范围主要还是上市公司，其中国有企业占比非常高，而国有企业是被要求强制披露的。民营企业的披露比例还相对较低。民营企业披露是未来ESG信息披露的重点，还需要相关主管部门推动。

中国环境报：我国在ESG信息披露方面有哪些推动力量？

刘轶芳：与西方国家推动ESG信息披露几乎没有政府影子不同，我国政府一直在直接或间接推动这项工作。现阶段我国ESG信息披露最直接也是最大的推动力来自政府部门。目前，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资委等都在出台相应政策推动ESG信息披露。

市场也是推动ESG信息披露的重要力量。目前，我国正在推动建立沪深港市场双向开放互通相关机制，而统一标准是互联互通的前提。目前，港交所对ESG信息披露的要求在世界上处于先进水平。港交所7年前就开始了ESG信息披露的工作，今年4月又明确将气候风险的相关指标纳入强制性披露的范畴之内。建立沪深港联动型市场，将会对内地企业ESG信息披露产生拉动作用。

资本也是ESG信息披露的重要推力。最近央企的ESG指数基金频发，现在已经有近百个以ESG的评级标准作为重要筛选依据的指数型基金产品，其内在逻辑就是筛选出来的产品安全性更高、收益能力更强。央企的ESG指数基金的市场表现明显优于其母指数的市场表现，反映出资本对ESG信息的关注，这也会激励更多的企业参与ESG信息披露工作。

中国环境报：我国企业ESG信息披露情况如何？ESG信息披露还存在哪些不足？

刘轶芳：短短5年中，尤其是最近两年，我国ESG信息披露迅猛增加。目前，我国处于ESG信息披露快速发展时期，截至今年4月末，在2022年发布ESG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共有1700家，接近A股上市公司的1/3，这个比例非常可喜。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ESG信息披露仍有非常大的提高空间。目前信息披露范围主要还是上市公司，其中国有企业占比非常高，而国有企业是被要求强制披露的。民营企业的披露比例还相对较低。民营企业披露是未来ESG信息披露的重点，还需要相关主管部门推动。

目前，ESG信息披露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政策指引协调性不够高，缺乏统一的国家级披露标准。正如刚刚提到的，财政部、国资委、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等都在做相关工作，各部门之间需要进一步协调统一。

第二个问题表现为披露信息的随意性很强。由于没有统一标准，也没有强制性的披露要求，企业往往参考国外的一些披露标准，能披露什么就披露什么，自己不想披露的仍然选择不披露，使得这一阶段的披露结果缺乏可比性。

第三个问题是报告质量还相对较低，信息准确性不足，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虽然披露了，但未必是用正确的计算方法得出的。二是采用正确的计算方法所得出的结果不如人意，与国际平均水平以及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第四个问题是不少企业对ESG信息披露重视程度不够，尤其是很多民营企业对可持续发展重视程度不高，对于信息披露的积极性不足。

第五个问题就是刚才提到的，目前ESG信息披露快速发展，相关人才数量不足、专业性不够，人才能力提升需要一定时间。

很多企业之所以害怕披露，是因为ESG的结果不好看。但掩盖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主动出击要比被动回避好。要积极主动参与ESG改善工作。当ESG结果变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产业结构已经实现了转型，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转变。

中国环境报：为提高ESG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政府和科研机构、企业需要做出哪些努力？

刘轶芳：政府部门一方面要增强部门间的协调性，尽快出台全面统一的国家级标准。明确ESG报告的规范性要求，包括规范披露的结构、内容、重点指标等。学术界一致认为，我国ESG披露重点一定是环境议题，包括碳排放、水资源管理、废弃物管理、可再生能源再利用等。政府部门在制定标准的同时，还应制定配套的约束监管政策。

另一方面，要不断扩大披露范围。可以从行业维度逐步展开，按照国家碳市场的做法分行业逐步扩大，也可以遵循区域原则，从一些可持续发展国家试点城市、区域做起，比如，要求可持续发展国家试点的所有企业都要披露ESG报告。

科研机构要做好金融风险的理论研究，比如气候风险的理论及工具研究，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披露计算方法与工具。另外，统计核算是未来披露、分析、量化决策的重要基础，统计口径上的理论标准研究也很重要。

企业要积极地面对、主动参与ESG信息披露。对于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来讲，“双碳”战略、高质量发展战略等都和ESG的可持续发展理念高度吻合。这不是一个短期的热点炒作，而是长远趋势，要积极了解相关标准，主动参与披露工作，进一步完善机构ESG的价值提升。

企业可以分成金融类型的企业和非金融类型的企业。金融企业要尽快积极主动把ESG的投资决策和标准纳入金融机构的投资管理和决策环节中，引导资本进行ESG投资；非金融企业要积极主动参与ESG信息披露工作。很多企业之所以害怕披露，是因为ESG的结果不好看。但掩盖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主动出击要比被动回避好。要积极主动参与ESG改善工作。比如，公司高管要重视气候风险管理，形成更加科学的公司治理体系，进行低碳化改造等。当ESG结果变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产业结构已经实现了转型，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转变。

在提高ESG准确性方面，可以参考财务审计的做法开展鉴证工作，但披露工作刚刚开始，审计鉴证更是“初级的初级”。去年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发布ESG报告的企业有50%都想找鉴证，但是找不到。在推动披露工作的同时，相关鉴证工作也需要不断完善。

中国环境报：如何提高我国ESG信息披露方面的国际话语权？

刘轶芳：我国应尽快建立自己的ESG披露标准，带动我国的ESG投资发展。当我国投资或按照我国ESG原则进行的投资在国际投资市场上的比重越来越大，我们的话语权就会越来越高。当然，我们也需要去主动参与国际标准制定过程，把我们的想法和意图纳入国际准则里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