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族是什么意思_大学生蚁族是什么意思 -环球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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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蚁族是什么意思(蚁族对大学生意味着什么)21-05-30 22: 02南方周末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流动人口已达3.76亿。图为2016年春运期间，乘客在广州火车站外的公交车站等待进入广场候车区。(南方周末记者冯飞/摄)

2021年5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后，很多研究者感叹，流动人口达到3.76亿，真是出乎意料。“突然之间，这个数字变得非常大，”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杨菊花说。学者们一开始对这个数据很困惑。

混乱的原因之一是，根据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在2010年至2020年的十年间，流动人口在2014年达到2.53亿的峰值后，一直保持着小幅下降的趋势。但相比2019年的2.36亿，这次3.76亿的流动人口总数几乎“暴增”了1.4亿。

此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在全国各城市公布。这些数据表明，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聚集的人口更多，虹吸效应出现。在收获人口红利的同时，这些城市如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好地服务流动人口，再次成为外界讨论的焦点之一。

意想不到的“3.76亿”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人口统计研究室主任王光洲认为，3.76亿的流动人口并不是“突然增加”。原来流动人口应该这么多。这次只是通过新的普查技术查出来的。这个说法得到了很多专家的认可。

据国家统计局介绍，本次人口普查首次采集身份证信息。此外，还对普查对象的户籍、出生等相关信息进行了进一步核实。所以这次普查的漏报率只有0.05%。

另外，普查期间恰逢疫情，流动人口受到限制，所以流动人口普查比往年的数据采集更加准确。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中心研究员刘金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9年的人口数据是按1‰的抽样数据计算的，抽样调查的误差会很大程度上影响计算数据的准确性。流动人口的调查统计更难操作。曾参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收集。跟踪的样本区域人口流动大，几乎几年就更新完毕。“找不到原来的人”。

关于抽样误差，国家统计局在官网回复网友提问时提到，某些年份抽样调查的高漏检率会导致估计人口出现一定偏差，而这些偏差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积累。“2019年原公布的总人口不应直接与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对比计算年度变化，人口年龄结构等其他数据也属于这种情况”。

北京大学人口学教授乔在5月16日的在线讲座中分析，国家统计局将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对历史数据进行调整，这意味着之前的人口数据将被“清零”，修改后重新公布。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段提出了一个更长期的增长趋势。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流动人口数量为2.21亿。2010年至2020年，流动人口年均增长率约为8.3%。自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以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1%和14%。相比之下，8.3%的增速就不那么突出了。

他提到了之前流动人口研究中的一个小插曲。2015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比2014年减少568万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大规模下降。当时学者和媒体争论:中国流动人口规模是否面临拐点？是宏观政策引导农民工返乡，附近城市化明显吗？

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中心讲师陆立丹、教授段等学者认为，2015年的暂时下降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是“比较偶然的”。段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很明显，它(流动人口的规模)将继续增长”。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流动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7‰，即每千人中有7人是流动的；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流动。

段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流动人口长期保持高速增长态势，说明我们已经从“原生中国”走向“迁徙中国”，这一点在第七次人口普查中得到再次确认。强调这种变化，是因为过去中国社会的流动性不高，社会治理、制度安排、文化建设都是静态的。“现在我们必须从根本上适应这种从静态到动态的变化，”段说。

1982-2020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

“流动人口不能一概而论”

“流动人口”构成复杂，不同阶段呈现的问题非常多样。

上世纪50年代，由于严格的户籍制度，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被称为“盲流”。

1978年前后，出现了一波流动人口。乔曾就此写过一篇论文。他认为，人口流动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客观需要。当时的“家庭承包制”扭转了全国缺粮的局面，农村劳动力资源多到消化不了，必须向非农领域转移。

当时“流动”面临的障碍主要是城市的吃住严格按照户籍供应，农村人没有城市户籍无法生存。

据乔分析，1994年，中国人口流动发生了一个标志性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废除了粮票、邮票等配给制度。“人们可以自由购买食品和副食品，可以住在任何地方，所以他们可以进入城市。”所以1995年以后，全国又出现了一波人口流动，人口进入城镇的速度大大加快。

在流动人口快速增长的2000-2010年，流动人口和农民工往往被划上等号。段认为，早期的人口流动主要是从农村到城市。大家把流动人口和农民工联系在一起是有道理的，但本质上并不是这样。

农民工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就地城镇化，农民从地里出来，不再干农活，到乡镇企业工作。这在改革开放初期大量存在，被称为“足不出户”；第二种是农民工，即“离乡背井”。这类农民工属于流动人口范畴。

自2000年以来，农村-城市(即农村-城市)流动人口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而城市-城市(即城市-城市)流动人口持续增加，尤其是在2010年前后，其比例从2000年的20.8%持续增加到2015年的37.9%。

“流动人口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段说，这意味着以前适应农村-城市流动的政策需要调整。比如“留守儿童”，以前说主要是在乡村，现在可能也会出现在城镇。

杨菊花关注城市中流动人口的分层，从核心到边缘将常住城市人口分为四类:本地公民、本地农民、城市-城市流动人口和农村-城市流动人口。从省内流动和省际流动的区别来看，省际流动面临的障碍更多，比如社保的接续、子女高考跨省分流等等。

还有一些特殊的流动人口群体。2010年前后，学者廉思用“蚁族”一词来概括“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大部分毕业五年内住在城中村，平均年龄22到29岁。“虽然(流动人口)规模很大，但他们的需求非常复杂，大学生、农民工和白领的需求都非常不同，”刘金伟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道。

此外，流动人口的空分布也在不断变化。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近十年来，东部地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提高了2.15个百分点，而东部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缓慢，甚至部分城市出现了负增长。段认为，这意味着中西部地区的人口仍在不断向东部集中。“我们老百姓还在用脚投票”。

人口红利流入

2021年5月15日，浙江省统计局发布浙江省第七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此后，深圳、北京、上海、宁波等地陆续发布了普查数据。其中，广东省的人口数据尤为引人注目。

2020年，广东常住人口达到12601.25万人，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增加2000多万人。段强调，这一数据的背景是，广东人口自然增长率相对较低，这主要是由于人口迁移和流动。

十年来，广东省外来人口净流入312.02万人，流动人口增加1775万人。广东省统计局局长杨解释说，原因之一是珠三角城市群中心城市的崛起，使人口的虹吸效应更加突出。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推进，流动人口的规模将继续增长。

“(广东)受益匪浅，”段分析说。只有人口老龄化的数据才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广东省65岁及以上人口已超过7%，2013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但由于外省外来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轻，广东常住人口老龄化进程慢于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低于全国4.92个百分点。

段进一步指出，在流动人口占70.84%的深圳，其老龄化进程更为缓慢。深圳65岁人口仅占3.22%，而劳动年龄人口占79.53%。

“数以亿计的劳动人口参与了流动，从而促进了我们城市的经济发展。我们在收获这个红利的同时，也应该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成果来提供公共服务，至少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段认为，这“没什么难的”，主要看市里对此的认识。从目前的人口数据来看，流入地不仅过去受益于流动人口，未来还会发展得更快。

杨菊花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当前城市间流动的趋势下，流动人口是流出地受过高等教育、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的人群。作为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他们促进了流入地的经济发展。对于保留地来说，更好的智力资源流失了。

城市服务赶上流动人口的增长速度

公益组织“新公民计划”从2007年开始关注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据其总干事魏家钰介绍，近年来，城市围绕常住人口提供的公共资源不断增加，但问题在于如何赶上流动人口的增长速度。

以最稀缺的教育资源为例，魏家钰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统计，随迁子女在全国的小学毕业人数和初中入学人数都在持续增加，说明学位资源在持续增加。但对比2014年的数据，全国随迁子女初中入学人数比小学毕业生多了近14万人。2015年，这种差异开始逐年缩小。到2019年，初中招生人数少于小学毕业生，差额为-13万人。

也就是说，由于初中学位的供给没有赶上流动人口子女的增加，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子女在小学毕业后被迫返乡。

“随着各项改革的深入，流动人口可以获得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但这还不够。”段认为，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趋势正在增强，从原来的单一劳动力流动向核心家庭(夫妻和子女)共同流动转变。城市应该为流动人口家庭建立政策服务。

段提出了跟风的想法。此前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吸引农民工回乡或就近城镇定居，但目前看来效果并不好。“现在看来，在流入城市就地提供公共服务，让流动人口子女随父母外出上学，是更有效的措施。”

魏嘉余观察到，一些城市已经采取了行动。比如外来人口比较多的深圳，计划增加近百万个基础教育学位。

2020年12月，深圳市委市 *** 发布通知，明确2025年前深圳计划新增公办义务教育学位74万个，新增幼儿园学位14.5万个。此前，深圳已规划建设9.7万个公办普通高中学位。

结果深圳只在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增加了学位，是十三五期间总数的3倍。全市公办义务教育总规模增长近一倍，有望有效缓解学位供需矛盾。

另一方面，魏家钰也看到，一些人口流入量较大的城市，在第七次人口普查的对外公报中，并没有提到“流动人口”。他认为，这样的“忽视”说明城市对流动人口的态度不明确，没有做好应对预案。

对于学者来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还需要进一步公布和挖掘。“目前，它只提供了(整个数据的)一个方面，”王广洲说。

国家统计局负责人表示，更详细的普查汇总数据将陆续编辑出版，普查脱敏的微观数据也将提供给相关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进行分析研究。

“我们将分析各种结构性因素，如城乡流动性和城乡流动性的比例，”杨菊花说。更简单地说，“他们从哪里来？他们在流入地做什么？能否实现家庭团聚？你在流入地住了多久？”

她曾在论文中写道，“30年来，中国社会，尤其是流入地 *** 对流动人口的态度一直在变化，从最初把他们当作‘盲人’，到劳动力，再到有家有口的‘人’。”

南都记者刘逸仙南方周末实习生董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