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动态!职务消费_企业员工福利包括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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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消费(员工有什么福利)

(资料图)

文/陈中海

只要有公权力，只要有专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人，“职务消费”就会存在。中国古代有很多这方面的制度和规定，抑制过度的“职务消费”是官员管理的重要内容，但效果并不理想。

岗位补贴

在古代，官员的收入习惯称为俸禄。按照最早的含义，它包括了工资和薪水。薪水就是钱，薪水就是食物。这是因为早期官员的收入往往是以货币化和实物结合的形式发放的。比如汉代实行“半钱半粮”制度。宋代以后，官员的收入以金钱为主，粮食为辅。

考察历代官员的俸禄，俸禄薄是基本特征。东汉时一个法警“一月俸禄，得二十粟两千”，只能养活两人一马。晋朝官员的收入也很低。晋武帝说“今在位者，不为他人谋”。元朝时，一个九级官员“一月只领六天的粮食。“在明朝，一个七级知府的名义工资是每年90石大米。这些收入被转换成货币和大米进行分配，这被称为“颜色折扣”。最后，他可以得到12石大米和27.5两白银。他只能靠这些衣服和糙米生活。

但是，工资只是官员收入的一部分，官员往往在工资之外还有很多补贴。魏晋以前没有等级制度，但很多官员都有爵位和封地，可以在封地内享受一定数量的食邑。比如“万户侯”就是拥有一万座美食城的侯爵，有爵位的人可以“衣食纳税”，这是对官职俸禄的重要补充。

魏晋以后，官阶制度逐渐固定，食邑爵位成为一种荣誉，官职补贴以其他形式发放。隋朝九年(589年)，朝廷颁布诏令，将公有土地分配给京外官员，随后将这一制度扩展到京内外所有官员。其中北京的官员分公地2到26公顷，北京以外的官员根据等级分公地1到40公顷。出租公共土地的收入实际上是一种工作补贴。

后来唐朝官员的收入结构几次调整，形成了批地、俸禄、薪材制度。薪材包括月俸、料钱、杂费等项目，其中料钱专门用于公务支出，在官员总收入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宋代官员的收入除了大臣的钱之外，还分为常俸、增薪和职田，这也是一种“职补”。支付标准由官员的级别决定。到了明朝，各地在正常的税收之外，增加费用是非常普遍的。海瑞被任命为淳安知府，每年的正税只有925两。但前知府一年收12950两，各种“乱收费”是正税的十几倍。正税上交国家时，多收的税往往以各种补贴、办公费的名义发放。

清朝引入公费守廉制度，主要用于官员的生活补助和衙门的日常运转。这些收入的比例越来越高，超过了正常的工资。有学者研究过，在清代汉族官员的固定收入中，俸禄仅占22.2%，守廉钱占68.3%，公费占9.5%。

官方招待

“职务消费”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公务招待费。

早在周朝就设置了天官，负责餐饮、饮食、兽人、渔民，并负责举办重要的晚宴。自周朝以来，每逢元旦，都会举行官宴。不仅官员参加，而且一些家庭也被允许携带。宫廷还会在冬至、寒食、重阳节等重要节日举行宴会。此外，皇帝的登基、生日等。还会设宴庆祝。

官员私下打招呼，也很频繁。《汉书》记载:“官或居官数月后退，辞旧迎新，过马路。”《后汉书》记载:“易择代，迎新送旧，疲惫不堪，或官庙空冷清，无人涉。”这种打招呼、送东西的风气在南北朝时期甚至被“制度化”。当时有个“亲友资源网送朋友送朋友”的潜规则，就是官员上任或离任，每年都要派人去送礼，期限一般是三年。也正因如此，有的州县干脆成立了“亲友资源网送友”专门负责此事，“全民出钱、出钱”。

唐代官员的升迁需要一种特殊的“烧烤宴”。它名字的由来是人的地位突然改变了，就像老虎变成了人，但尾巴还在，所以被烧死了。这种宴席极尽奢华，唐代魏菊园举办的“烤尾宴”的菜单一直保存至今。菜品包括凉菜、炒菜、烧烤、汤、甜品、糕点等58道菜，比普通家宴更为隆重，费用多由公款支付。

过去，唐朝的官员没有“工作餐”，但有类似的做法。《国语》记载:“楚成王闻不如夕，设一堆栗子脯，一筐羞辱。至于此，殷秩也。”唐太宗李世民“勤政治天下”，规定官员不仅要早一点上朝，而且还经常耽搁，于是下令人在宫外走廊“谈薄膜”，相当于一顿工作早餐。到宋代这一制度固定下来时，不仅朝臣可以享用这样的饭菜，普通官员也可以称之为“轩餐”。这一制度在元明时期也有实行，明朝的官员通常在奉天门或武英殿用餐。在清朝，许多 *** 官员干脆设立“ *** 食堂”。阿清官员欧阳赵雄在《春水窗》中描述了一个河流机构设立的食堂，称“其美食供应至午夜，有数百个小碗”。场面非常宏大。

除了“工作餐”，官员们还经常有其他聚餐。宋代有“旬立”制度。官员们可以用公款每月聚餐一次，费用从大臣的钱里支付。宋朝 *** 还明文规定“凡查或议公务、外出郊区劝农等之人。，允许吃公家宴”，这就给公款吃喝开了绿灯。所以宋朝的官员都是大吃大喝。在朱茵对北宋大臣金钱形态的分析中，李青三年(1043年)，西北蔚州有公款每月吃喝五次的记载。

这种情况在清朝越来越严重。《道县环》的作者张曾担任陕西漕路总督，安被称为“地道”。凡是去 *** 、新疆、蜀都要经过这里。据张说，“有路人时，都是按粮道组织的”，“每次演出都是两班倒，上桌五桌，中桌十四桌。上桌要燕窝烧烤，中桌也要鱼翅海参”。当时大鱼的每条尾巴要四五千人民币，酒席上也少不了其他的白鳝、鹿尾。“每一次宴会，甚至是演出的价格、报酬和各种宴会费用，”

张在主管陕西省粮道时，曾感叹“被派去迎客，终日赴戏宴”，“几乎天天花在喝酒喝酒上”，接待费算下来“一年在五万人民币左右”。

公款旅游

古代交通不便，诏令、公文、书信的传递都成了问题。官员去外地任职或出差往往是一件大事。这些交流和出行的需求并不能完全靠个人的能力来解决，所以国家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驿站体系。

驿站制度在秦汉时期初步建立，到唐代完成。在这个国家的主干道上，每隔30英里就有一个邮局。据《通典》统计，唐玄宗年间全国共有驿站1639座。宋代的驿站制度更加完善，分为住、亭、驿站等。元代的驿站被称为“驿站红”，明朝更重视这一制度。朱元璋称帝后，立即下令整顿全国的驿站，将“驿站红”改名为“驿站”，并颁布了《驿站通信条例》，细化了驿站的接待标准。河间地区的乐城驿站、东平地区的太平驿站、扬州地区的广陵水怡驿站、悠游资源网等著名驿站在全国各地涌现。

古代官员多为文人，参与政务时喜欢抒发对山川的感情。邮局成了他们“半公半私”的出行工具。唐朝有很多诗人和散文家，从李白、杜甫和白居易到许多不太出名的诗人和文人，他们写了大量关于全国各地风景的诗歌。如果没有官方驿站，他们很难涉足如此广泛的范围。韩愈在诗中说“府西三百里，后亭同鱼鳞”，白居易写“灯穿村城，乐去后楼”。什么声五里，不再归苏州”，可见驿站分布之广。

依托发达的驿站，苏轼游历了陕西凤翔、江苏吴江、河北宝县、海南昌化等地，足迹遍布中国。明清以后，出现了徐霞客这样的旅行家。

文人墨客创作了大量与驿站相关的作品，其中李白的绾湾溪亭、王波的白下驿、唐少府、杜甫的季枫驿站、李商隐的西郊之行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也有“题壁诗”。今天的学者王耔写了这种“泥墙墨书”

查，阿清人，从北京南下，沿途经过许多驿站，一路写作。当他写完的时候，他把它写在了邮局的墙上。一趟下来，甚至有60首诗，还出了一本名为《书名集》的书。贴墙上不仅有相对较短的诗歌，还有大段的文章题写，如李白的《古书亭记》、柳宗元的《贴墙记》、刘禹锡的《关城贴纪》等。孙桥的唐代名作《赞美城隍》也是这些作品之一，被称为晚唐文学的代表作。

积弊已久，无法根治。

然而，公款娱乐和公款旅游除了方便文人吟诗作对、纵情山水之外，也带来了许多弊端。

《清稗笔记》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习惯性的骗子叫钱火武。有一次，从广西到浙江要走3000多里。路费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他想到了 *** 邮局。不知道吴倩从哪里找来一个广西巡抚衙门的信封，塞了废纸，外面粘了鸡毛，弄了一套竹筒，背上一个黄袋子，扮成 *** 使者，一路走官道，畅通无阻地经过了几个省。食物和饮料都由邮局提供。

其实明清的驿站制度还是比较完备的，不容易进去。除了把自己打扮成信使或者官员，还得出具调查，相当于工作证和介绍信。勘测书是专门给特殊人群的，但由于管理不严，有人把它卖掉或送人，也有人伪造勘测书来钻空子。

这只是制度上的漏洞，相关制度造成的浪费和腐败更是触目惊心。以驿站为例，其费用全部由国家财政承担，成为巨大的负担。《明会典》记载，改革时期，张整顿全国驿站制度，仅精简1/3，节约经费94.2万。当时户部每年银行收入只有300万左右。

况且公款吃喝，历代都很难控制。汉景帝统治时期，有几年歉收。但官员还是用公款吃喝，汉景帝还要下诏书，谁接受公款宴请，当场免职。汉武帝宣帝出差时，招待不周，铺张浪费，朝廷下诏进行“通报批评”。宋代《清源条规》中，对公款娱乐有详细的规定，其中一条就是官员用餐只能用“饭票”，类似于“饭票”。用餐标准也有规定，超标的要查处。

然而，人为因素对于系统的有效性至关重要。如果制度关系到被执行人的切身利益，执行的效力就会因为这种影响而发生变化。高层决策者都希望下面有一个廉洁高效的官员队伍，也希望官员通过制度约束来约束自己。然而，这种约束往往很弱。如果收紧，稍一放松就会立刻反弹。

归根结底，这些现象的存在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一些特点有关。中国叫“熟人社会”。人们习惯于不通过制度和规则，而是通过个人关系来相互接触。人情大于法治和制度。自古以来就流行“有人办事容易”“只要有人不办事”的观念，所以人们愿意在维护各种关系上花费更多的精力和资源，从而为这些地方送吃送喝，送欢迎。